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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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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与国家、民族的“根”和“魂”紧密相连。中国文化自信的源头是什么?文化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北京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教授就上述问题接受了《行政管理改革》杂志的专访。

  《行政管理改革》:尊敬的韩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您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宏观思考,佳作迭出,影响广泛。您的代表作《五百年来谁著史》自出版以来广受关注,畅销百万册,荣获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榜首等诸多殊荣,并入选《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而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力作《龙兴:五千年的长征》,上下五千年,纵横两万里,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阐释中国治理模式变迁,研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作为一位善于从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发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重要密码的学者,您怎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中国特色”?

  韩毓海:我们探索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上找不到范本和摹本,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出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首先就要立定根本,而离开了中国特色这个根本,离开了中国的土壤,离开了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人民的实践,离开了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离开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去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其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自信作为最根本自信的重要性,因为文化自信,最直接地昭示、标志着“中国特色”,文化自信,指向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的底蕴。

  《行政管理改革》: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文化自信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呢?

  韩毓海: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确立文化自信,“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在此基础上,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编者注: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这是总书记布置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就是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然后,还必须从中开掘出、提炼出“中华文明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只有做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倘若没有做到上述两个方面,那就是学思践悟的功夫还没到家,“自信”很可能就只是停留在嘴上,一遇到风吹草动,很可能就又“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同时,要做到文化自信,就必须深入进行文明的互鉴与比较,必须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必须认识到:只有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才能构成世界史,而单一文明的发展,并不能构成“世界史”。因此,只有深入、全面地了解世界,才能深入全面地理解我们自己,只有真正了解世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才能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特色”。只有具备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觉悟,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才能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包容性和统一性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起滋养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行政管理改革》: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您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有什么特点?

  韩毓海:文化自信,必须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发现来确立。苏秉奇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年,西周国人造反,驱逐了周厉王,开始“周召共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从此开始。在此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历史的记录,但司马迁记录商代的历史,只是讲一个大概,就是把各个商王的顺序排一下,而具体的执政时间,搞得不是很确切,而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具体哪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记载得就非常确切了。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只有商周之后四千年的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之前的历史,一度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加以印证。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目前的研究证明,无论从文字、制度和科学文化成就上看,商周时代都是中华文明发展高度成型的时期,而这种成就,当然只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商周是中华文明成熟期,并不是“初创期”。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上的三个河谷平原——渭河谷底、伊洛谷底和汾河谷底,是从中心区向四面扩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遍布全国的六个大区,这六个大区之间的发展有不平衡,但却是互相促进的,中原地区只是六大区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其发展图景如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满天星斗”,或者说是类似于车的辐辏。如其中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生在华山附近,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花卉图案,这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几乎同时发生的红山文化,在辽河附近,它以龙鳞纹彩陶为主要特征。上述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南北结合,也就是花(华)与龙的结合,这种结合发生在在晋南地区。这种南北结合,向黄土高原集中的过程,也是“宅兹中国”,中国意识形成的过程。考古发现印证的五帝时代的情况,以距今5000年为界,又分为两个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在燕山南北,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则活动在中国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孕育也正在此时。苏秉琦先生提出:尧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在区域之间的交流中,逐步形成“文化认同”的“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是一个以“礼制认同”为基础的“天下”,礼制认同变为现实的“制度认同”,是距今2000年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这就是从“文化共识的中国”(五帝时代六大文化区之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政治认同”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组合),到“现实制度”的中国——秦汉帝国“三部曲”式的发展。

  与“三部曲”或者“三模式”并行,中国考古学还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提出了“一分为二”和“两半合一”的重要论断。所谓“一分为二”,是把上述六个文化区,分成面向海洋的三块(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鄱阳湖-珠三角为中轴的南方),以及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块(燕山南北的北方、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所谓“两半合一”:是说中华文明起源区的这两半,分别联系着欧亚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从而把世界整体联系起来。苏秉琦先生说:“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大头在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发展大系。”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一方面是说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中华文明是在开放包容中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是说,四夷既联系着华夏,同时也联系着世界,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把四夷也写进来,这其实就是写世界史,而不是写中国史。当前的“中华文明史”写作,缺点在于较少从与周边文明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中去写,没有统筹中国与世界“两大格局”,单就中国讲中国,结果就讲不清楚中华文明的特点。2005年,我写《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出发点就是强调中华文明这种“两半合一”、面向世界的基本特质。

  《行政管理改革》:看来从编年史一脉相承的角度来说,考古工作已证明,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明。为什么说中华文明这种连续性是独有的、是我们的“特色”?

  韩毓海:讲连续性,并不是讲“不变”。我们上下五千年“大变局”可谓多矣。用连续性应对变局,善于从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下寻找破解“变局”的办法,通过应对变局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这是中华文明的特点。实际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作为文明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文明古国,全世界只有中国。为什么这样说呢?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字,早就死了,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外,今天没有人能够认识,但是,中华文明就不同了,刻有“日火山”铭文的陶尊,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次出土,大汶口文化,处于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600年之间,这说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之早。语言文字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一个文明思维和表述的基本结构,中国的语言文字的基本结构是一脉相承的,就连续性这一点来说,我们在全世界是唯一、而不是“之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放在世界上说,那是“硬碰硬”,独一份。中国历史,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说到唯一性,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性,说到“特色”,这个特色,是别人所没有的。对于这一点,但凡有见识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是承认的。伯纳德?路易斯,是当今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的权威学者,他的《中东两千年》是本好书,其中这样对比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用的是同一种文字的变体,中华文明发展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和思想体系,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或曰“中国意识”。而与“中国”相比,“中东”则不过是个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而不是文明和历史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折射出:这里的人们对“自己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在认识上,其实很不清楚。由地中海发端的西欧文明,显然也不是一个整体,中古时代的西欧,是那些摧毁并蹂躏了西罗马帝国的外族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些蛮族花了巨大的精力去努力接受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信仰,学着使用拉丁语文,但是,这些努力,随着罗马天主教廷的瓦解,随着民族国家的纷争,都在近代的开端时期付诸东流、不复存在了。总的来看,与绵延不息的中华文明相比较,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是高度断裂、基本上不连贯的,欧亚大陆上的文明,先后经历了波斯化、希腊化、罗马化、基督教化、伊斯兰化、蒙古化乃至突厥化这些不同历史的时期,而每一个阶段、每个历史时期都是自成一体的,这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在其统治时期,都力图把其他文明的痕迹抹掉,结果就是: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断裂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这是欧亚大陆上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单就宗教来说,它们似乎是具有连续性的,就历史而言,则没有连续性。因此,如果说“断裂化”“碎片化”是其他文明的特征,那么,再来看我们中华文明自商周以来这种一脉相承的连续性,那就不得了,因此,只有通过文明互鉴,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我们才能对中华文明的这种历史连续性有切实的认识,才能深入理解“中国特色”,我们才能真正确立文化自信。

  《行政管理改革》:除了连续性,您认为中华文明还有哪些特点?它们和中华文化认同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韩毓海:除了连续性,中华文明的另一个特征是包容性,这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程看得很清楚,即我们文明的发展,先是在文化交流中解决了文化认同问题,然后逐步上升为政治认同,最终形成了制度认同。而地中海文明发展的道路,则几乎是完全相反——即先是通过强力去解决制度认同、政治认同问题,而把文化认同放在一边,于是,文化认同的问题,一直就解决得不好,也就是说:地中海文明并不是把“文化认同”作为制度、道路和理论认同的前提来对待的。世界上的四个一神教,都产生在地中海地区,犹太教、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的源头活水,但它们彼此之间互相排斥,谁也不认谁。地中海文明的内斗比外斗要残酷得多,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它们的内斗。包括今天西方的党派林立、党同伐异,都是它的文明起源所决定的。反观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进行斗争,而地中海文明几千年来,就是宗教捆绑着民族和国家进行残酷的战争。所谓“西方之乱”,只有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才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历史,不像西方和中东,充满了宗教战争,这是由我们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历史上,无论对于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我们都是包容的,这也造就了我们民族的性格。

  与地中海文明比较,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大特征,这就是通过文化交流的包容性,来建立文化认同。5000年前,六大文化区向黄土高原集中,由“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制度的奠定,就是礼制的形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即“吃的文化”,后来就把所有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礼尚往来,谈的就是礼是文化交往的方式。汉唐以来,这就是中原与四夷的交往方式,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当然,中国的长期大一统,既有文化的基础,也有经济的基础。讲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冀朝鼎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尤为值得重视。他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范畴。在传统中国那样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统一的基础、中央集权的基础,就在于中央能够建设并有效控制基本经济区,所谓基本经济区建设,主要是靠水利与交通的建设达成的,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只能看成是控制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所谓分裂与割据,一方面在于基本经济区的争夺,另一方面则在于地方建设造成的基本经济区的扩大与转移,占优势的经济区一旦确立,控制了基本经济区的首领,就获得了优越的物质利益而胜过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最后把国家统一起来。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政策的地理差异,影响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生产方式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制度、赋税与商业以及高利贷资本发展程度的差异。这样的著作,今天依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传统和文明。我们今天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也要考虑基本经济区的问题。随着现代进程,我们的基本经济区变成了高铁联系着的都市群,但也要注意:千百年来,农耕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基础,亿万农民是我们人民的主体,千百万村社,构成了我们的基本经济区,今天我们讲“乡村振兴”,就是讲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凤凰涅槃和浴火重生。

  思考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除了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当然还要思考民族融合的问题,即“多元一体”的问题。这就又回到了文化自信和文明主体性的建设方面。因为在交流中形成文化的认同,是建立稳定经济基础的前提。商鞅变法的时代,秦所面临的处境,就是它处于戎翟与中原之间,在戎翟看来,秦是中原,而在中原看来,秦就是戎翟,因此,秦就有一个说明自己是谁的问题,就有一个确立制度和文化自觉的问题,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动力,也是秦从“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走向“车同轨、书同文”的动力。由秦所开启的恢宏的建筑、关隘、交通大道,不仅仅具有建筑上的意义,因为它以山河空间,对应着天文的构架,是礼制在空间上的实现,造成的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时空——即它的文化意义更大。隋唐也是如此,经历了五胡十六国,隋唐时代,中国再次面临着秦朝的问题:思想、文化、语言秩序的重建问题。从这个文明自觉的角度,去看隋唐推行科举制度,即以先秦儒家经典和汉语书写为标准,去选拔人才,就会看到,科举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门阀士族贵族制度的摧毁,也不仅仅在于选贤举能方式的转变,更在于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确立中华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个问题。秦汉唐,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壮大的时期,宋代虽然相对封闭,确立严格的“夷夏之辩”,但南宋治理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使中原文明与南方蛮族文化之间形成融合,随后元代又开始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融合,这是在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确立中华民族认同的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到了清代算是告一段落。

  在文化的交流与包容中,形成文化认同,在各经济区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基本经济区,在此基础上,方才形成了政治认同,遂造成制度的认同与统一,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创生起,一以贯之的“来路”。因此,习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把我们的“来路”搞清楚,要搞清楚我们的现代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绝不是抽象的问题,同样的,讲我们文明的包容性,这也是非常具体的,绝不是抽象的。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这就是习总书记在讲话里所指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迈进”(编者注: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行政管理改革》:您前面提到,我们文化自信的源头,除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交融互鉴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请您具体谈谈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有机结合的?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能够植根中国大地,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优秀成分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教条的。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思想的谈话,都特别集中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在这样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一,唯物论;二,辩证法;三,以人民为中心。这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观问题,一个是方法论问题,一个则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问题。

  第一,我们来谈谈世界观,即唯物论的问题。如果说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这两个文明在源头上有什么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就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差异。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一个整体,但总起来说,它们都是从“多神”走向“一神”,它们对于“源头”、来路的思考,都是从天上、从“天国”开始,而不是从地上、从人间开始的。许多文明都有一个将政治“神圣化”的过程,通过宗教树立政治合法性,通过宗教连续性维护政治连续性。而中华文明把历史经验总结,把握历史规律,看作政治合法性来源,《史记》《资治通鉴》的意义就在这里,将政治历史化而非神圣化,这是我们的特点。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地上、从人的现实性出发,不是从天上、从天国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里最大的“异端”。青年马克思提出的第一个爆炸性的“口号”,就是“反宗教”。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种革命性,或者“异端”色彩,从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段话里,其实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旗帜鲜明“反宗教”——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头就挑明了的话。今天看来,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份宣言书,也是一份挑战书。我们要看到,在地中海文明的传统里,要驳倒“天国”,要驳倒“在天国为神祇所做的雄辩”,这需要何等大无畏的勇气!从地上的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不是从天上的教规出发,对于地中海文明而言,马克思的革命性、异端性、彻底性,就在这里,在西方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被排斥、被围剿、被妖魔化,根子也在这里。进而,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也就在这里,简而言之,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底子,是历史唯物论、无神论,就在于中华文明从根子上讲、从源头上讲,便是从人间的现实生活出发的,礼,从尊敬神的仪式走向尊敬人的仪式,中华文明更具人文精神,中华文明,是立足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敬天法祖等等这些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的,从根子上说,中华文明就不是从天上、从天国出发的。当然,在地中海文明里,讲唯物论的,不仅是马克思这一家,但是,讲得如此彻底、如此透彻、如此坚决的,当属马克思无疑。

  我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最优秀成分的继承者、发扬光大者,中国人的哲学,就是从中国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出发的,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这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只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才能为中国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的《愚公移山》,讲的不就是“敬天法祖”吗?《为人民服务》的结尾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里讲的,不就是婚丧嫁娶的道理吗?形成一个制度,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个制度,难道不就是“礼乐之制”的现代化吗?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和美国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讲的不就是迎来送往的道理吗?

  我们要和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是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迎来送往”、文化交流呢?是不是对于中华文明“礼乐之制”的升华呢?当然是的。同志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理,就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之中的。因此,我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历经苦难辉煌。一切成就、经验、教训,无不自奋斗中得来,斑斑点点,筚路蓝缕,来之不易。怎么叫讲好中国故事?毛主席的这三篇文章,讲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故事。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优秀成分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第二,我们来谈谈方法论,即辩证法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是高度一致的,这种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就是指辩证法。于稳定、连续中孕含着变局,在变局中孕含着危机和机遇,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辩证法的核心,是讲矛盾,讲矛盾的互相制约、彼此互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里讲的就是:世界上一切尺度和规矩,都是在彼此矛盾、制约之中发展变化着的。我们的前人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所谓的“无”,当然不是指虚无,而是说可见的事物背后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的前人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这样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矛盾、彼此制约,构成了“经济基础”,国家、法、意识形态等构成了“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制约的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离开了唯物论的辩证法,离开了社会各领域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制约的关系,就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

  生产力是有组织的人的物质劳动的表现,生产关系是人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制度规范,二者都具有主体性和客观性,中华文明不主张将主客观抽象对立起来。因此,讲生产力,不能抛弃有组织的人的作用,不能不讲精神文明,而讲生产关系,必须认识到,生产关系中既包括所有制形式,也包括一定社会规范,改变生产关系不是通过改变所有制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说到生产力,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的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这三者之间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抛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相矛盾和制约,把生产力发展等于经济数字的增长,这也是形而上学,这同样也是不讲辩证法、是违背辩证法。在我们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经常出现违背辩证法这个问题呢?从一方面来说,就是我们的同志学习不够,心太急了,着急上火,处于热锅上的蚂蚁那样一种状态,往往就干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干出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事情。有些人希望很快实现,很快把中国发展起来,这当然没有错,但前提是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辩证法。马克思说,人类解放的事业,要受到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又要受到各种习惯势力和人们心理和思维定势的制约,因此,他一方面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大势和方向,同时指出:所谓发展,就是社会各领域在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之中的发展,发展从来就不是一马平川,所谓大势,就是《宣言》里说的“两个必然”,所谓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的“两个决不会”。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各领域之间彼此矛盾制约的发展规律,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一个丰富,同志是很讲辩证法的,而习总书记的一些重要讲话,也多次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辩证法。必须认识到:我们讲“全面深化改革”,不是说把各个社会领域都平行地、孤立地列出几条、几十条来,而且美其名曰“台帐”,那就是“全面”了。“全面”,不是事无巨细、甲乙丙丁在文件里都罗列在一起,我们这里讲的“全面”,是指全面深入地分析社会矛盾内在联系的复杂性,是指在实践中,比较全面地揭示出社会各领域之间彼此矛盾、制约的联系,为的是摸索社会发展的矛盾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在看似繁茂芜杂、彼此没有关联的现象中,找到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总书记刊发在《求是》杂志上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一文,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核心就是讲唯物论的辩证法,讲怎样用唯物论的辩证法,指导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讲“两个大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须有这样的视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总是在直面矛盾、克服危机中螺旋式前进的,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史,从来没有过一马平川的道路,辉煌从来与苦难相伴随,不经历苦难、就没有辉煌,有了苦难,也不见得就能辉煌,只有历经苦难,曾经实现过辉煌的民族,才能谈得上伟大复兴,这也是辩证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出发点,就是唯物论的辩证法。“全面”,首先就是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学说,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彼此矛盾、互相制约的角度,去谋篇布局,不能再搞“单打一”,我们要正确决策,就要比较全面地摸透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摸清它们之间互相矛盾制约的关系,这是我们党的学风,也是工作作风。

  第三,我们谈谈以人民为中心。从人出发,而非从神出发,从现实中的人出发,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这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又一个不同。古典经济学把人抽象为理性人、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反过来将人归结为其心理动机。而现实的人,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真善美与假恶丑,这些尺度,对应的就是七情六欲,这些东西,在具体的人身上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但是,地中海文明讲人的“共性”,不是这样讲的,它讲人的“共性”,其实是讲“共同利益”,在这方面,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得最清楚,大意是说:我们这些有共同利益的人,订立一个契约,为的是反对另一部分与咱们利益不同的人,这个共同利益,他叫“总意志”。在这个共同契约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形成了国家。卢梭的名言是“人生而自由”,契约是个外在的约束,也是个枷锁,既然是一个契约,那就可以随时订约,也可以随时退出,以保障每个人是自由的,既然每个人都有退出契约的自由,那么,这种契约就是临时性的,而建立在这种临时性契约基础上的政府,也自然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在这个出发点上,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里,我们与自己父母的关系、子女的关系,不是一个契约关系,更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契约关系,从经济人/理性人的角度,不能解释中国人的“共性”,当然也不能说明马克思的“类存在”“类本质”。中华文明说的人之共性,是说“老吾老”和“幼吾幼”,养小送老,这就是人的天性,同时也是做人的义务,是责任担当,说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好,总之,家家如此、人人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文明讲人的“共性”,不是说凭空来了个契约,可以随时订约,随时解约,从空中来,又回到空中去,中华文明讲人的共性,那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父母生的,你的孩子是你自己生的,父母与子女这个关系,可不是契约关系,更不是临时性的契约关系,这个关系要管一辈子,那这当然就不是契约,而是义务,严格来说,那就是责任担当了。如果用经济学的说法,讲到责任担当,那么西方开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咱们中国搞的就是“无限责任”。我们说中华文明好,中国人民好,就是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责任担当的道理。“人民”这个词,在西方产生的很晚,大概是在启蒙运动中,“人民”才和“臣民”互换着用,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了“人民主权”的说法,但是,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人民”在西方的词典里,至今还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词汇。契约论的基础就是经济人、理性人,因此,以此为基础就无法论述马克思所谓的“类同质”“类存在”,在市民社会理论里,无法建立起马克思关于人民、人类的构想。但在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自古就有的说法。大家已经看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国与欧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目前看,反差还比较大,如果从人文学科研究者的角度看,这凸显了文明的差异。我们讲“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是什么?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小康首先就是我们所说的“齐家”,所谓“小康之家”,首先就是把每个家庭搞好,而这就是孝敬老人、培养孩子,使老有所依、幼有所教,为每个家庭美满幸福而奋斗,这就是“小康”的基本内容。从“齐家”和“小康”出发,中华文明的目标是要走向“大同”,“大同”,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玄,因为大同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一身而及于一家,由一家而及于天下国家,由小康而至于大同,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理解人的共性、理解人生的意义的。

  习总书记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百姓之心为心”,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实质,我们的“大同”境界,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之中,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刻植根于中国文化中。我们从小看着父母怎么对待爷爷奶奶,同时又怎样全心全意对待我们,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担当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责任和使命。如果从抽象的理性人、经济人出发无法建立人的“类本质”,那么,只有从现实的活生生、有七情六欲的人出发,才能建立“人民”和“人类”视野,这就是我们文明本质性的东西。所以,“四个自信”,根本在于文化自信。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广大医务工作者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是因为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担当意识,是我们从小与生俱来、耳濡目染的。这既是我们的文明优势,也体现为我们的制度优势。因此,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走到今天,从根本上说,靠的是中国人民好。中国人民好,是因为中华文明好。今天,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讲。

  我们都知道,除了中国,全世界都没有“国”“家”连用的说法。西方的“国”就是State,没有“家”的意思。只有我们中国有“国家”这个词。一头挑起“国”,一头挑起“家”,这种责任担当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在这次抗击疫情期间,我看到央视有一期关于家书的节目。那些家书里,没有一个孩子不支持自己的父母上前线,也没有一个父母不支持自己的孩子逆行出征。谁不知道上前线危险?但没有国,哪有家?我们祖祖辈辈都懂这个道理,从一家至于一国,担当意识就是这么讲过来的。只有超越经济人、理性人这种对于人的抽象化,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代表。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文明基础上,建立了最符合和体现中国人民愿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宗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承载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人民群众的无限责任担当。这次疫情暴发,国外出现了“年纪大了,不救了”“没钱了,不救了”的案例。但我们没有这样想、这样做。不管年纪大小、有钱没钱,我们都全力施救。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对待人民的态度。

  《行政管理改革》: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于关键时期,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使命以及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韩毓海: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同时要应对五百年来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巨变,几百年来,世界必须围着西方转,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大格局要变了。对文化研究者来说,建言献策是一个方向,更重要的则是用学术讲政治,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政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开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这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具有文明史的伟大意义。这种伟大意义,在于向世界宣告:人类的一切伟大文明都是平等的,同时也是独特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走自己的路、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都有平等地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权利。在于向世界庄严宣告:建立在文明优劣论基础之上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为此,我们进行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才赢得了解放。今天,我们处在巩固和提高“富起来”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同时,更面对着“强起来”的历史使命。怎样从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去理解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使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主席说,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要对世界、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与联系,只有通过文明的比较与互鉴,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才能深刻认识与把握“中国特色”,这还是讲开放包容,讲多元一体。只有具备这样的历史觉悟,我们才能深刻研究和领会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我们只有从人类发展史,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才能真正深入理解它的深刻、丰富内涵,同样的,对于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也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野,去研究、去领会。特别是从这个视野,去理解、认识“文明互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断。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的、人民的要求的,但是,其对现实的认识,必定有深刻的历史来路,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改造,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研究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宽阔的世界眼光,必须把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起来,必须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发展中,去把握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

  《行政管理改革》:您觉得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是什么?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在支撑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韩毓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辉煌,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我们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任务和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就必须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漫长奋斗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和力量,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立足于中国人民的要求,解决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这就必须深入探求、揭示我们长期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内生动力。

  我们的文明已经内化在人民心中,日用而不觉,离开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硬往里灌,最终是灌输不进去的。因为山不是那道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编者注: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在苦难辉煌的奋斗中,通过血的教训获得的,来之不易。2014年5月4日,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里讲到“中华民族的基因”,我理解,这就是说:我们文明的DNA,植根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刻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方式,而中华文明的DNA,乃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不竭动力。同样是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里,习总书记还特意指出:“我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线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习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为什么要把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再强调一次?我想,这里的用意是: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梦”,从根本上说,就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且,必须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坚定这四个自信。为什么要在五四运动纪念日,在北京大学发表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因为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长期要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给出了许多人长期思考而没有得出的结果、答案和结论——这个答案就是: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就在中国人民之中,就在中华文明之中,就在“我们民族的基因”之中。支持我们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总起来说,是在内部,不是在外部。

  我们要学习人类世界一切好的东西,但是,不能从外部、从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史观”去解释中国历史,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理论、去说明我们自己的制度,我们必须从中华文明苦难辉煌的漫长历史中——必须从这种文明的连续性中,去理解我们的道路,理解我们的伟大复兴。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我们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必须有自觉与自信。我认为:习总书记讲话的划时代意义,首先就是指出并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长期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叫做“立定脚跟”“立定根本”。

  我们党诞生马上就要一百年了。回顾来时路,一百年来的苦难辉煌,一百年来的牺牲奋斗告诉我们:面对沧桑巨变,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民族能够勇立时代和历史的潮头,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不断学习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具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同时,我们的奋斗更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学说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中枢、纽带,是19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高峰,而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在内,只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沃土,只有植根于中国大地,只有与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回应中国人民的要求,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才能不断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一百年的奋斗牺牲,一百年的苦难辉煌,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决定什么东西能够在中国生长的,是我们的土壤,是我们文明的基因;支持我们团结奋斗、不懈求索,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支持我们的事业生生不息、不断兴旺发达的根本力量,归根到底,就在中国人民之中,就在中华文明之中,就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之中!